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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的转轨与发展:理论与政策”研讨会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预言,现在的“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  史晋川教授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不同层面进行了细致观察,提炼出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现象之一:近25年来,温州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同时,近10多年来,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极其缓慢,基本局限于低加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皮革、服装、打火机等。  现象之二:作为沿海开放14个城市之一,温州的外资引进步伐极其缓慢,温州极少有温州以外的人来创办和经营企业,温州的“外企”基本是持外国护照的温州人的企业。  现象之三:温州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国内到国外满世界闯荡,把温州人的生意网撒向世界各地。  史晋川预测,温州区域经济的发展从产业演进的角度来看,不仅可能会被锁定,而且可能发生“产业空洞化”。  已经移民至温州之外地区的温州人,当他们体验到非人格化交易方式这一制度的好处(如产权保护的规模经济、低成本、一视同仁等),会更多地利用非人格化制度;移民第二代由于所接受的不同文化及成长环境,愿意子承父业进入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人会越来越少。结果是,现有的温州模式将被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取代。  (2003年12月15日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今年以来,我省学者纷纷撰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其参与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关领域研究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展现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经作者本人同意,本公众号近期将刊发部分学者的回忆文章,作为对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致敬和纪念。本期刊发的是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的《我与温州模式研究》一文。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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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com永利平台,关于民营企业成长的讨论越来越多,但大都是围绕着民营企业家乃至围绕管理进行的。民营企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实际上,民营企业成长的过程和经济转型的过程如影随形。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离不开市场规则的型构和演化,而市场规则的型构和演化又离不开民营企业之间的博弈。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特别是规则上的成功)最终要靠政府和民营企业,总体上来讲是一个社会博弈过程,政府要形成自身的规则,民营企业要形成自身的规则,并且这两种规则要相互作用共同演进。中国的民营企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总体上来讲最具活力、成长最快的企业大都来自民营企业,这是因为民营企业是“创造性破坏”的主体,为数众多,良莠不齐,大浪淘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博弈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形成坏的规则,而这些坏的规则就可能形成“坏的市场经济”,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要考虑到由“策略互补性”的存在而可能导致整个过程朝着坏的方向收敛。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忽视由于社会博弈而陷入困境的可能性,社会博弈并不是“万能”的。因为民营企业家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民营企业家的载体则是民营企业,所以民营企业的潜在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实际上,民营企业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笔者在以前的专栏文章中曾经提出了中小企业的五大潜在的功能,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是市场力量演化的催化剂。按照国外转型经济学的分析,整个过程可以这样来理解:在转型刚开始时,计划的短缺经济导致了没有使需求得以满足的市场空隙,这就为企业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机会,虽然没有支持市场的制度(mar-ket-supporting
institutions),但是体制外的循环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自助机制(self-help
mechanisms),这一机制建立在不断进行的关系(ongoing
relationships)的基础上,也就是相当于建立在我们平时所说的“重复博弈”的基础上,这种关系型合约在民营企业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可以非常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很明显,这种分析和民营企业的现实是非常吻合的。但是所谓的自助机制并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不能用以支持非常复杂的交易,因为这种隐性的合约往往必须靠自我实施,一旦情况有变,自我实施就可能难以为继,所以需要正式制度的支持,虽然由正式制度支持的第三方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依靠自我实施。笔者在以前的专栏文章中曾经对民营企业扩张的弊病进行分析,指出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低成本的可以对“不合理机制”进行有效替代的机制,说到底就是缺乏良好的正式制度的支持。关系型合约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等它的经济能量释放出来以后,如果没有新的机制取而代之,那么就会产生重重问题,比如说,民营企业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做大”和“做强”,从而面临成长障碍。民营企业不能冲破原来的“套子”(自助机制),就不能进一步顺利扩张;而冲破原来的“套子”(自助机制),又有赖于正式制度的建立,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两难”。其实,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阿维纳·格雷夫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表明,不能完成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蜕变,市场就不可能扩展,这样的组织早晚会被淘汰。史晋川教授对“温州模式”的分析也表明,现阶段的温州民营企业没有离开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作用,并且很有可能陷进了“锁入效应”,结果自然是,现有的温州模式将被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取代。民营企业能否顺利成长从另一个侧面(市场规则)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顺利转轨。如果说初始阶段政府的作用就是为民营企业提供一个非正式制度的平台的话,那么现阶段的政府的作用就是要提供一个正式制度的平台。这是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必然要求。

我於一九八四年底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到杭州大学任教,但由于从一九八四年夏天开始就参与浙江省国民经济第七个五年计划制定的研究工作,后来又陆续参与了省里的其他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对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及温州模式研究的进展,一直来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九九一年,我读了大学同班同学、时任浙江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张仁寿撰写的《温州模式研究》一书,对温州经济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对研究温州模式产生了较大的兴趣。一九九三年初,我获得了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的资助,准备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访学一年,当时就有意将温州模式研究作为美国访学期间的主要研究课题,于是在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同原浙江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刘伟一起去温州,做了近一周的实地调查研究,期间与温州市体改办马津龙先生有过几次交谈,收获颇丰。但由于在赴美访学期间自己的兴趣转向了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所以对温州模式的研究就暂时搁置下来了。

一九九八年初,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阚延河副司长和张保生处长来杭州大学指导工作,期间谈起有中央领导对教育部的领导说温州的改革开放及经济社会发展很有特色,希望教育部能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张保生处长当时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杭州大学能够组织课题组来开展这项研究工作,我当时很高兴地就答应下来了。在当时的杭州大学领导的支持下,杭州大学和温州师范大学成立了温州模式研究课题组,同时由我和金祥荣教授共同起草了温州模式的研究项目申报计划上报教育部。同年八月份,正当“四校合并”组建新浙江大学时,教育部下达了“温州模式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立项通知,这是浙江大学获得的第一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研究课题。一九九九年五月,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批准,温州模式研究在温州师范大学正式开题,我代表课题组汇报了温州模式研究开题报告及课题初步研究进展,得到了教育部专家组的充分肯定。此后,在金祥荣、赵伟、罗卫东、张靖龙教授等各位课题组成员的支持帮助下,历经三年多的努力,二〇〇一年下半年,温州模式研究总报告和各专题报告陆续完成,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科学研究处在浙江大学召开了课题结题评审会,温州模式研究课题顺利结题,并在同年底出版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以下简称《温州模式研究》)。《温州模式研究》的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及各方面都获得了较好的反响,二〇〇六年获得了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二〇〇八年又获得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突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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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研究》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了一个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这一最基本的视角深入研究了温州模式。众所周知,资源优化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资源配置的视角观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方面表现为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不断地从初级产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流动和优化配置,也就是工业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表现为资源在不同地域空间的流动与优化配置,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不断地从农村向城市流动集聚和优化配置,也就是城市化。同样的,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发展经历了从农村工业化到新型工业化和从小城镇兴起到现代都市扩张的历程。那么,推动温州经济发展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呢?《温州模式研究》一书,同样地也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视角来研究了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是:推动经济发展背后的力量是制度变迁。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视角来看制度变迁,一方面制度变迁表现为资源配置主体的变化,即老百姓成为从事资源配置活动的主体,也就是资源配置主体的民营化;另一方面,制度变迁也表现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即市场取代了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同样的,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制度变迁就是以大规模的民营化和市场化为其最重要的特征。

《温州模式研究》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研究结论表明,温州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一个区域中率先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即温州模式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突出的制度变迁特征的模式。温州老百姓在改革开放初期,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大胆地率先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旧制度束缚,成功地闯出了一条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我们在这层意义上也可以说,温州模式就是温州老百姓自己创造的模式,而《温州模式研究》讲的就是“温州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温州模式的兴起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及区域经商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温州虽然中国东部地处沿海地区,但温州市全域11783.5平方千米面积中,山区占到了78.2%,人多地少一直是其非常突出的自然资源禀赋特征。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农业生产及农产品产量迅速增长。由于温州人均耕地面积很少,在温州的农业生产部门,就很快地出现了土地边际产出递减,农民无法仅仅依靠农业生产单一渠道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收入。同时,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自主支配自身劳动力的实际权利,具有经商历史文化传统的农民就开始跳出农业生产,使得温州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转移出农业生产部门。农民们或扩大自己的副业生产、或从事长途贩运等经商活动、或合伙办工业小作坊,各种私营经济迅速兴起,并得以蓬勃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温州的农村工业化进程。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同样具有经商历史传统的温州城镇居民,也率先在城镇发展起个体私营经济,同时农村的个体私营经济也大量涌入城镇。城乡私营经济的大规模融合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温州的城镇化进程。传统的小城镇迅速扩张,新的城镇开始崛起,区域内外的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充分,资源配置的效率不断提高,温州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